8月9日，河南郸城县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李志洲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案，检方指控，李志洲敲诈的对象是河南项城市王明口镇政府，手段是多年来因一起民事纠纷不断上访。
此前7月22日第一次庭审时，公诉人出示李志洲与王明口镇政府2012年11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作为李敲诈勒索的证据。该协议约定，镇政府一次性给付李志洲困难救助金10万元，李志洲保证息诉罢访。
此案再次引发公众对近年频繁出现的“访民敲诈勒索政府案”的关注。现行刑法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曾撰文称，自2004年以来，随着信访压力增大，因上访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判例越来越多。他搜索的结果显示，仅2014年公布的相关案例就有上百例。
与此同时，政府能否因访民上访而被敲诈一直饱受质疑，各地法院判决不一，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并存。无罪判决有的认为以上访进行“威胁或者要挟”，不足以使政府因恐惧而被迫交出财物，检方指控访民犯敲诈勒索罪的证据不足或不充分。更有判决明确指出，“政府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财物的对象。”
而多个有罪判决显示，检方指控的“敲诈款”基本上为访民与当地政府书面约定的救助款或赔偿金，或者是上访者索要的上访花费等经济损失，作为被敲诈一方的相关政府部门，多为迫于“压力”，满足了对方的“无理要求”。
有罪的理由：救助金、赔偿金成为“敲诈款”
在李志洲之前，已有多名访民因为赔偿金、救助金等被判犯敲诈勒索罪。如山东青岛市的柳娟，因为认为自己遭遇司法不公，2012年3月起多次进京上访，其虽曾与所属街道办签订息访协议，但之后仍继续上访索要路费、住宿费等，街道办曾支付她1万元。
山东省即墨市法院作出的判决书显示，该院认为，柳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持续以缠访、闹访、制造社会影响力等为要挟手段，强行索取公私财务，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予惩处。2015年6月，即墨市法院判决柳娟犯敲诈勒索罪，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吉林的郭洪伟与母亲肖蕴苓以“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新安派出所插手经济纠纷”为由，多次进省进京上访。为解决他们的信访问题，2010年至2012年，吉林市公安局多次共给付33.8万元救助金。事后，母子又为郭洪伟被判挪用公款罪的事情上访。
2015年5月，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检察院指控，肖蕴苓伙同儿子郭洪伟，采用进京上访等为威胁或要挟手段，多次敲诈勒索吉林市公安局共计33.8万元。此外，二人还多次采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为威胁，多次敲诈勒索铁东区政府1.5万元。
2016年6月，铁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手段，逼使吉林市公安局和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政府给其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
另一起发生在吉林的案件显示，农民景春因身陷冤案申诉11年，直至2007年终于得到无罪判决。此后，景春以被错判为由，向法院索赔106万元未果而不断申诉、上访，2011年开始，景春先后5次从地方镇政府拿到了2.7万元“息访费”。2014年7月，吉林省磐石市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景春10年有期徒刑，认定其申请106万元国家赔偿为敲诈未遂，2.7万元息访费为敲诈既遂。同年11月，吉林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与李志洲等案相似，上述“敲诈政府”案中，检方指控的“敲诈款”基本上为访民与当地政府书面约定的救助款或赔偿金，或者是上访者索要的上访花费等经济损失，而作为被敲诈一方的相关政府部门，多为迫于“压力”，满足了对方的“无理要求”。
但政府能否因访民上访而“被敲诈”一直饱受争议，一些地方法院，对于此类访民被控敲诈勒索的案件则作出了无罪判决。
无罪的理由：上访“不足以迫使政府因恐惧交出财物”
四川泸县的游书忠因认为遭受不公正判决，多次到北京上访，2007年3月，他要求当地政府赔偿其上访等损失8.8万元，当地镇政府于2007年11月28日付给游书忠5万元，其余3.8万元按游书忠的要求约定在同年12月付清。
游书忠因此被指控犯敲诈勒索罪。2008年7月2日，泸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游书忠上诉，被驳回。
游书忠刑满释放后，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四川省高院2012年10月作出再审决定，指令泸州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审理。
2013年11月19日，泸州中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游书忠无罪。泸州中院作出的游书忠犯敲诈勒索罪再审判决书显示，该院认为，游书忠以上访进行“威胁或者要挟”，尚不足以迫使镇政府因恐惧而被迫交出财物，原判认定游书忠犯敲诈勒索罪证据不充分，依法应予改判。
2014年9月，泸州中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支付游书忠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7万余元。游书忠不服，向四川省高院提出申请，四川省高院维持了泸州中院所作的赔偿决定。
在宣告游书忠无罪的当日，泸州中院在另一起再审案件中，同样宣告两名访民无罪，理由与游书忠案相同，二人上访进行“威胁或者要挟”，尚不足以迫使当地政府因恐惧而被迫交出财物，二人犯敲诈勒索罪证据不充分，依法应予改判。
江苏射阳的李某因土地补偿款发放不足上访，并因敲诈勒索罪获刑三年。此后该案被盐城中院两次发回重审，最终，盐城中院于2008年4月作出裁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又向江苏省高院提出申诉，2014年4月，江苏省高院决定再审此案。同年9月，江苏高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改判李某无罪。江苏高院认为，李某通过上访进行权利救济，且在上访中未有违反《信访条例》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向他人非法索取财物的方法：威胁、要挟、强拿索要。政府的给付行为均经集体研究，并不属于“精神恐惧，不得已而交出财物”。
江西铅山县的一起类似案例中，铅山县法院一审即判决访民江某无罪。判决书显示，在江某多次上访的压力下，当地镇政府共支付江16000元。铅山县法院审理认为，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江某以“制造社会影响，采取极端闹访行为，持续缠访闹访”等威胁、要挟手段而索要钱财，认定江某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法院判决：“政府不能成为被勒索财物的对象”
广东省怀集县的一起案例中，黄矿文与同村村民发生土地争议，后有关管部门进行了协调处理，但黄矿文不服，2008年8月，黄多次到怀集县凤岗镇人民政府镇长的办公室，要求镇政府赔偿其因土地争议造成的经济损失9万余元，否则进京上访。
然而还没有拿到钱，黄矿文月底就被公安机关抓了。2009年6月26日，怀集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2015年3月25日，怀集县法院重审宣告黄矿文无罪。重审判决显示，怀集县法院认为，黄矿文使用威胁等强迫手段，一开始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土地纠纷，随着过激行为升级而向政府提出赔偿9万余元的经济损失要求，因此，黄矿文企图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主观故意方面的事实和证据不充分。
怀集县法院还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立法本意，政府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财物的对象，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机构，没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如果上访诉求是合法的，那么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受一个合法行为的胁迫。如果上访诉求是非法的，地方政府更不应该向非法行为屈服，进而处分公共财产。将政府作为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会在法规范的评价上造成混乱。”
（转自：中华网中国新闻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