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兑付危机的爆发，让投资者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这个本就混乱陌生的市场更加充满疑虑。行业规范和监管的厘清，是这个处境尴尬的行业急需面对的成长必修课。

 

最近几年，各地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所遭遇危机甚至跑路崩盘的消息不时传出。一边是充裕的民间资本追逐高利，却不断经历着畸形的暴涨暴跌；一边是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所在各地开花，如茫然猛兽般于资本市场中横冲直撞。缺少监管与规范的地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所，在为实体经济提供助力的同时，在投资市场中却同时扮演着隐患角色。

 

泛亚作为这个行业中的典型案例炸出水面，而究其成因，其所处行业的混乱现状和尴尬局面无法回避。而进入10月下旬，商务部和证监会对现货交易罕见发声。日前，更有媒体报道称监管层已对各部委下发通知，要求对现货交易所进行治理，而贵金属交易所则成为专项整治对象。以上动态，被解读为对泛亚事件的反馈，更预示着针对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的又一轮清理整顿行动正拉开帷幕。

 

生于夹缝之间

“其实这个行业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对《法人》记者强调。

 

随着市场交易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易从基础现货交易到远期交易再到商品期货交易一路衍生，在许多国家中经历了完整的发育生长周期。而在我国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陡然转舵的大背景下，商品交易迅速繁荣对市场提出了新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不过，与许多领域“拿来主义”造成的“水土不服”一样，没有经历完整成长周期的商品流通体制与市场需求出现了脱节。早期期货市场的不完善，无法满足商品交易的金融需要和价格避险需求，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作为补充应运而生。

 

“中远期交易市场为期货市场的成做出了很大贡献，培养了交易品种和投资者。”上述人士向记者举例，上海期货交易所的螺纹钢就是先在上海大宗钢铁交易所运作成熟后升级为期货交易品种。同时，对于早期不成熟的投资者来说，期货市场的高杠杆和风险较难接受，而中远期交易市场则从投资素养和抗风险能力上对投资者的培养成熟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一个大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期货市场的一系列整顿。从1994年开始，全国期货市场的交易所从原来的100多家被清理整顿到15家，此后又再次被合并到仅剩大连、郑州、上海三家。“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在期货行业中的专业人员没有了平台，大量人才流出。”

 

期货市场无法满足商品交易的需求，同时大量人才溢出，随着期货业清理整顿的结束，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诞生。“期货市场有证监会来监管，但是这个市场却并没有行业监管机构。”宽松的发展空间让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开始了野蛮生长。

 

从“乱”到“治”

“2011年以前，这一市场的发展可谓是‘无法无天’。”谢华（化名）在这个行业中十余年，如今是一家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所的负责人。

 

“无法”是指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指导规范，而“无天”是指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谢华笑称：“当时这一市场可以说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虽然商务部陆续出台过一系列规范文件和整顿通知，并于2010年联合六部委发布了《中远期交易市场整顿规范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六条”），但其法律效力仍只停留在部门规章。在此期间，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可谓进入“丛林期”。自2008年“华夏交易所”总裁郭远峰携款潜逃案敲响警钟之后，行业内还是出了很多事：山东大蒜电子盘崩盘、沂蒙山花生电子交易市场所倒闭、杭州鑫泰黄金案等。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2011年成为了里程碑式的一年。

当年，《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的出台，以及第二年的进一步细化补充的37号文，都对各种投机形式的中远期交易进行了禁止，并对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范治理。2011年底对各类交易场所的清理整顿开启，并于2012年建立由证监会牵头的建立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至此拉开了延续至今的国家层面清理整顿。

 

此后，还有2014年开始试行的《商品现货市场交易特别规定（试行）》，并于当年开始了又一轮清理整顿。作为联席会议成员的公安部以“320专案”的形式集中清理了100多家存在无牌经营、违规违法的交易平台。然而，在两轮清理整顿过后，大宗商品市场风险隐患仍未从根本上化解，个别交易场所仍然刀口舔血、违规经营，而部分品种的风险也还在积聚。

 

局面仍然尴尬

随着规范禁止文件的密集出台，大宗商品市场开始更“名”换“形”进行规避应对。一种就是改名更张。谢华告诉记者，面对“国六条”对新开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市场的禁止，不少交易所就通过取名“现货订单交易”“现货即期交易”等名字上的演变来进行规避。

 

另一种就是交易模式的改变来进行规避。“原来大部分交易所的交易模式就是多对多的撮合交易，而38号文对电子撮合进行了禁止。所以有些交易所就开始进行交易模式的演变。”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严格按照38号文和37号文的规定，全国没有哪一个交易场所可以开：“这几个文件中所禁止的交易方式，规定的有些简单贸然、不太科学，实际操作性低。”

 

谢华向记者列举了部分交易机构对现货连续交易机制和做市商机制的采用，而泛亚的交易模式就是在现货连续交易机制上再进行了变形。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交易模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交易的不公平，缺乏价格发现功能，具有一定投机色彩。”谢华告诉记者，2014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所曝光的白银现货交易大部分采用的就是做市商制度。

 

“现在的现货电子盘交易机构，抱着投机倒把心态在做的不在少数，这些机构的平均生命周期可能都不超过四年。”一位不愿具名的期货行业人士对记者直言，价格炒作和对赌投机让这些交易所实为“赌场”，这就已经失去了大宗商品现货市场的存在价值。对于行业内乱象丛生，谢华的感受是“痛心”：“每次看到媒体报道或者投资者投诉说哪个交易场所又出事了，我们作为业内人士绝不会觉得幸灾乐祸，因为每一次事件都是对整个行业的伤害。”

 

监管路何在

对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来说，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然而至今也未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部际联席会议作为这一市场中唯一的国家级机构，其职责仅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省级人民政府开展各类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工作”，以及认定、督导、提出意见、汇总意见。

 

一位长期研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法律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期待国家级的监管部门采用针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方法进行监管，则大宗商品交易场所就不可能像现在一样“遍地开花”。“数千家交易场所绝不是某个国家级机构可以监管的，这是现实性问题。”

 

依照38号文的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外，其他交易场所按照属地原则负责监管。“地方审批就应该地方负责，也就是说谁家的孩子谁来抱。”谢华解释道。

 

而也正是在此思路之下，泛亚挤兑危机爆发之后，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10月16日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地方交易场所均由省级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日常监管、违规处理和风险处置。

 

“各地为政”的局面就此出现。上述行业资深人士就其了解的情况告诉记者，地方政府对于具体的监管部门也有着不同指定，比如，贵州制定的商务厅，江苏、云南等地是金融办，广东则商品类归经信委、权益类归金融办。

 

在泛亚事件中，部分观点对于云南省金融办等类似地方监管部门是否有足够能力对交易所进行监管提出了质疑。“不能简单地说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目前各地都在完善监管中。”谢华告诉记者，目前江苏所采用的第三方登记结算中心为各地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方式。

 

不可“一刀切”

泛亚危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投资者损失，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指责和叫停之声也开始出现，亦有观点认为市场将迎来又一轮的清理整顿。8月下旬，部际联席会议就曾发布《关于印发贵金属类交易场所专项整治工作安排的通知》。

 

“国家进行清理整顿首先还是肯定了这个行业，因为如果不肯定的话，完全可以直接一纸文件禁止。”谢华希望更多的同行能够充分明白国家的意图，真正做好平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上述行业资深人士强调，发展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的初衷是实现对于原有大宗商品流通格局、交易格局的彻底变更，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应当也必须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和核心。“然而矛盾的是，如果交易市场一开始就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其交易规模的扩大可能是个极漫长的过程。”该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如果首先激发现货市场的金融功能，就可以迅速扩大影响，实现盈利。也正是因此矛盾，当前我国多数大宗商品交易场所的金融功能突出，但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弱化甚至根本丧失。

 

谢华也认为，他所在行业的最大价值是能够通过电子化交易帮助企业拓宽市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同时促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对于行业的未来，以上几位业内人士都认为，要想使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升为与证券、期货市场同等高度的国家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交易场所太多，可以说行业产能过剩。不论从地域还是品种行业来说数量都过多。”

 

“在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市场化竞争，优胜劣汰，慢慢会有一到两家规范且大型的交易场所诞生。在此基础上，再上升为国家级的交易场所可能性比较大。”在谢华看来，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中，只有“活得久”才是最后的赢家。（法人杂志）